开时代之风气 启现代之先声
——近代江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及其绘画艺术
□ 赵启斌
清代后期（1840—1911）是我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时期，鸦片战争揭开了我国近代史的序幕，成为我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逐步走向现代历史的重要开端。这一时期，江苏地区得风气之先，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绘画在占据历史优势的基础上获得了新一轮发展，以上海、苏州和南京为中心，逐渐发展成为近现代中国绘画极为重要的中心地区。
李瑞清《松树图》 南京博物院藏
陈崇光《钟馗嫁妹图》
鸦片战争后，江苏地区出现了诸多新兴的工业城市和乡镇，如苏州、无锡、南通、常州、镇江、上海等，它们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具有现代工业特点的重要的工业城市。上海地区、镇江地区作为对外通商口岸，成为近代以来进行中外经济交流的主要城市，无论商业经营规模还是商品流通速度，都比以往大大增强，中外经济交流的速度不断加快。以镇江为例，光绪十二年至三十二年间(1886—1906)，糖货业批发行栈有20多家，批零兼营商店有20多家，代客买卖的牙行七八家，每年批发贸易额上千万两；民国初期，贡品“京江绸”贸易盛极一时，年销银达1000万两以上。上海凭借其地理位置和政策优势，逐步发展为国际性通商大都市，吸引了大量商人和投资者，民族产业得以快速发展。此一时期，江苏地区的人口绝对数量进一步增加，到道光二十年（1840），人口剧增到3992万人，1852年达到4256万人，人口数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这一数字直到1949年（3512万）都没有被突破，从人口数量亦可见这一时期江苏经济的繁荣。近代以来，江苏地区开风气之先，引领经济发展，具有现代意义的经济、交通、区域性文化等综合职能性质的中心城市陆续形成，为区域性绘画风格、绘画流派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蒲华《牡丹图》 南京博物院藏
这一时期，上海作为新兴的商业都市，成为经济、文化的中心。以任颐、吴昌硕为代表的“海上画派”的兴起，确立了上海作为绘画中心的地位，对近现代中国的绘画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标志着中国画进入了近代历史阶段。这一时期，以上海为中心汇聚了众多画家，如任颐、任熊、任薰、张熊、赵之谦、吴让之、虚谷、蒲华、吴昌硕、钱慧安、吴友如、沙馥、吴石仙、高邕之、王一亭、黄宾虹等，几乎都在上海进行过绘画创作活动，其中不少人成为“海上画派”的中坚力量。据《海上墨林》记载，寓居上海的各地画家四五百人，其中寓居上海的江苏各地画家约占三分之二。不少艺术团体在这里成立，绘画活动在这里进行，如汪询、吴昌硕等创办海上题襟馆，先后云集了上百名书画金石家进行艺术交流活动；宣统元年（1909），钱慧安、吴昌硕、高邕之、杨逸、钱吉之、王一亭等创设豫园书画善会，二百余人参加，持续活动近四十年，等等，都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江苏地区绘画创作的兴盛与繁荣。由于上海开埠通商，使江苏在近现代拥有特殊的经济、政治地位，江苏地区的绘画再一次领风气之先，继续引领全国的绘画艺术。
任熊《瑶宫秋扇图》 南京博物院藏
此时，南京为两江总督署所在地，又有太平天国建都历史，作为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无疑为江苏地区的绘画创作活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极为难得的外部空间和社会基础。由于社会政治条件的巨大支撑，即使在动荡的战乱年代，江苏地区也没有间断画家的艺术创作活动。这一时期的南京地区在绘画领域有着特殊的地位，如遗存在南京的太平天国壁画以及陈崇光、虞蟾、虚谷、任伯年等人的绘画活动，从绘画史的角度看，显然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晚清以来，江苏地区兴办教育，引进西方文化观念，积极倡导学生出国留学，促进社会思潮的不断变化，此时江苏地区的美术教育领风气之先，成为我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重要发源地。1902年，三江师范传习所（后改称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创立于南京，著名书画艺术家李瑞清出任总办（校长）。1906年，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开设图画手工课，李瑞清亲自担任国画教师，我国近现代著名书画家、美术教育家吕凤子、姜丹书、汪采白、吴概亭、沈企侨、柳肇健等，都是他这一时期的得意门生。从这个专科毕业出来的学生遂成为我国第一批新型美术教育师资。正是这一美术教育基础的确立，使江苏的美术教育和美术人才优势始终在全国占据突出的地位，为我国的美术事业、绘画事业输送了大批人才，成为我国美术资源、绘画资源最为重要的输出地。
虞蟾《风雨归舟》南京博物院藏
近代是江苏对历代绘画理论、画史、画家传记、鉴赏等文献资料等进行整理和总结的重要历史时期，相当数量的画家、收藏家、鉴赏家等，参与了这一工作，如梁章钜的《退庵所藏金石书画跋》、张式的《画谭》、蒋宝龄的《墨林今话》、华翼纶的《画说》、戴熙的《习苦斋画絮》、李玉棻的《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秦祖永的《桐阴论画》《桐阴画诀》《画学心印》《画诀》、戴以恒的《醉苏斋画诀》、彭蕴灿的《历代画史汇传》、汪鋆的《扬州画苑录》、庞士龙的《常熟书画家汇传》、张祥河的《四铜鼓斋论画集刻》、黄宾虹和邓实选编的《美术丛书》、沈树镛的《书画心赏日录》《养花斋书画目》、刘熙载的《艺概》、顾云彬的《过云楼书画记》、徐康的《前尘梦影录》、端方的《壬寅消夏录》、邵松年的《古缘萃录》、庞元济的《虚斋名画录》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有关绘画理论、画史、鉴赏、收藏的重要著述。在这些著述中，尤其清代中期以来到清末的一些绘画文献，包括绘画思想、画家传记、画史及其鉴赏、收藏状况等，都被保留下来，成为后续了解、研究这一时期绘画发展状态的重要文献。
任颐《凌霄松鼠图轴》
这一时期，江苏绘画观念发生了剧烈变化。由于受到乾隆、嘉庆年间兴起的“金石学”的影响，清朝后期“海上画派”引金石入画，更是达到了集大成的时期，引“金石入画”成为江苏地区绘画领域最为鲜明的艺术特征之一，再次在新的历史时期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在此基础上，“金石写意”“金石重彩写意”成为绘画创作最为主要的表现方式。这一绘画技法上的变革，从19世纪晚期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不仅对江苏，甚至对全国现代绘画的发展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出现了一大批获得重大成就的绘画群体，其间尤以“海上画派”和民国年间出现的一批画家最为典型。当然，民间一些绘画观念和绘画技法也开始为人们所重视，许多民间绘画方法和观念被文人画家加以汲取、吸收，丰富了传统文人画的内涵和表现方式，具有鲜活的精神情调和现实气息，如“海上画派”的任颐、任熊、吴昌硕等人，即典型的代表。一些其他画种如版画的表现技法也被国画加以吸收，亦丰富了绘画的表现形式和内容，这一系列变革，也为后来绘画表现技法的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和充分的准备。
任薰《人物图》 江苏省国画院藏
这一时期，中、西方文化进一步接触碰撞，江苏地区的绘画理论和实践也受到西洋画法的深刻影响，一些方法和观念被加以接受和消化，成为中国画组成的重要因素。无论是继承传统开拓新路（如引金石入画），还是吸收民间画风以及受西洋技法的影响，江苏地区的画家都做出了主导性的创新，一步步引发中国绘画在近代文化条件下进行重大变革，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绘画观念、绘画格调、绘画特征。
赵之谦《盆榴图》
江苏新的绘画观念和绘画新风的形成，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期、西方文化观念在全球性扩张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加紧对东方的侵略和扩张，给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江苏画家以本地区的社会文化的优势地位，以中国文化本身为根本、在我国近代以来处于非常被动的特殊的历史文化条件下，为中国画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开拓性的贡献。可以说，在中国处于相对衰退的特殊历史时期，江苏地区的画家在中国画领域所取得的重大进展，有力地维护了中国绘画的地位，以文化上的坚挺和艺术上的创造性活动，拉近了与世界先进文化的距离，一枝独秀，大放异彩，成为现代综合国力、文化软实力对抗欧美文化、西方现代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吴昌硕《红梅图》
近代江苏绘画不仅是现代文化史上最为亮丽的一页，也提升了我国近现代文化在世界文化进程中的地位，彰显出东方文化、中华文明的特有价值和精神特质。尤其在国家、民族处于相对衰退的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其所获得的成就显然更具有特殊的意义，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和凝聚力，这一点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虚谷《桃实图》 上海博物馆藏
这一时期，江苏地区的绘画是在我国处于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时期作出艰巨的努力而获得整体性的崛起，这在我国绘画史上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正是江苏地区无数画家在绘画创作中呈现出来的巨大的思想热力、精神张力，有力地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艺术所具有的惊人的原创力和巨大的创造性。如果说，文化软实力是强大综合国力的具体体现，江苏地区在绘画方面所爆发出来的创造力以及文化扩张力，其意义尤其深伟。近代以来，江苏地区在艺术上所取得的进展，与同时期的其他地区所作出的文化贡献相比，其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尤其是近代“海上画派”的创造性表现，确实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这一时期的成就，同时也为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苏绘画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奠定了极为深厚的历史基础、人文基础，民国时期绘画群体的集中出现、“新金陵画派”绘画群体的进一步崛起，显然都是在这一基础上的历史性跨越。